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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杂剧作家，“元曲四大家”之一

关汉卿（1230？～1300？），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又有祁州（今河北安国）人、解州（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人诸说。约生于金末，卒于元。关汉卿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其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方面地揭示了金元时代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斗争精神，塑造了窦娥、赵盼儿、王瑞兰等多种典型的妇女形象。剧作大多结构完整，情节生动，曲词本色而精练。所作杂剧今知有六十余种，现存《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等十多种，《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三种仅存残曲。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是一首写隐逸生活的元散曲，借村居躬耕、诗酒欢宴、隔绝红尘的日常景象写出了元代知识分子在仕途堵塞、社会压迫下，以退守田园的方式寻求精神突围的心境。

2. 写作手法

用典：“南亩耕”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借田园意象表归耕之志；“东山卧”取谢安隐居典故，暗合文人归隐情结；“心猿意马”源自敦煌变文，以猿马喻名利之心需约束；“槐阴午梦”化用“南柯一梦”，将尘世利名比作虚幻梦境；“争甚么”则以反讽呼应杜甫“隔篱呼取尽余杯”的邻里真趣。白描：“适意行，安心坐”等日常行为的罗列，不加修饰地展现随性生活状态；“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用简笔勾勒饮酒欢谈场景，人物情态跃然纸上；“南亩耕，东山卧”以直白叙述铺陈归隐生活，“贤的是他，愚的是我”更以口语化表达直抒胸臆，全曲不事雕琢，以本色语言绘就市井与归隐画面，尽显“闲快活”的洒脱心境。

3. 分段赏析

“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首曲以白描手法勾勒出全然随性的生活图景：想走便信步而行，想坐便静心安处，渴了便捧水解渴，饿了便取食充饥，醉后便纵声放歌，困时便卧于莎草绿茵之上。这六句以“时”字为轴，串联起饮食起居的日常碎片，看似毫无章法，却恰恰暗合道家“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不刻意追求行为的目的，不强迫内心的情绪表达，如同山间流水般随物赋形。当个体将自身行为完全交付给生理本能与自然节律时，便超越了“人为”的桎梏，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维度。此时“日月长，天地阔”不再是客观景物描写，而是主体心境的外化：因内心摒弃了世俗时间观里的焦虑与功利，故而觉日月悠长；因放下了空间范畴内的局限与执念，方感天地辽阔。这种“闲快活”表面是对生活状态的满足，实则是通过消解“人为”的刻意性，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之境。但结合元代“九儒十丐”的社会现实，这种“闲适”更像是知识分子在仕途堵塞、尊严受挫后的精神突围——当现实世界无法提供价值实现的路径时，便转而在自然秩序中重构精神的坐标系，其背后或许潜藏着“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无奈与孤愤。“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次曲聚焦于乡野宴饮的具体场景，以“酒”为线索构建起充满烟火气的社交图景。“旧酒投”写陈酒复酿的醇厚，“新醅泼”状新酒初熟的甘冽，未言酒香而香气已透过文字弥漫开来，与“老瓦盆”的粗朴形成物质层面的反差——精酿之酒盛于陶盆，恰如文人雅趣融入乡野生活，消解了阶层隔阂。宴席上“山僧野叟”与“读书人”杂坐，“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的凑份子形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宴饮中主客分明的礼仪规范，建立起基于平等与真诚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打平伙”的聚餐模式，在等级森严的元代社会极具反叛意味：当文人士大夫放下“万般皆下品”的清高，与山野村夫共享粗食淡酒，实则是以行为实践对“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提出隐性质疑。关汉卿在此刻意淡化了酒菜的精致程度，却浓墨重彩地描绘“笑呵呵”的神态与“闲吟和”的雅趣——物质的简素与精神的丰盈形成强烈对比，恰似杜甫笔下“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温情，在烟火气中淬炼出超越世俗的诗意。这种“快活”的本质，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挣脱，是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之外，重新发现人性本真的温暖。“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三曲以“锁心猿”“收意马”的比喻破题，直指知识分子在名利场中的精神困境。敦煌变文中将人心比作“颠狂”的猿马，关汉卿则进一步将其具象为“红尘恶风波”中的挣扎——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历史悲剧，在元代异族统治的背景下被赋予新的隐喻：当科举之路被堵塞，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体系崩塌，知识分子的“名心利欲”便如同无锚之舟，在权力斗争的浊浪中颠簸。“槐阴午梦”化用“南柯一梦”的典故，将世人追逐的荣华富贵比作正午槐荫下的虚幻梦境——即便有人“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究难逃“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的宿命。这种对生命本质的虚无感，并非消极厌世，而是元代文人在经历社会巨变后的深刻反思：当现实政治环境无法保障个体价值的实现，甚至随时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时，“跳出利名场”便成为一种被迫的清醒。所谓“安乐窝”，并非物质丰裕的居所，而是精神上的退守之地——在远离权力中心的田园生活中，重新构建以“心安”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卢挚“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的感慨，庾天锡“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的无奈，实则是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理画像：在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中，试图以“归隐”为盾牌，守护残存的精神尊严。“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末曲以“耕”与“卧”两个动作，构建起归隐生活的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南亩耕”取陶渊明“种豆南山下”的田园意象，既指体力劳动的实在感，也暗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生存哲学；“东山卧”用谢安隐居典故，指向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寄托。当作者“闲将往事思量过”时，“世态人情”四字背后，是元代社会等级压迫的冰冷现实：汉人作为三、四等人的屈辱，知识分子位列“九儒十丐”的尴尬，官场中“贤愚颠倒”的混沌。这种思量并非消极的自我否定，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主动释然——“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以反讽笔法，揭露了世俗价值判断的荒诞性：当权力成为唯一标准时，“贤愚”不过是强者贴在弱者身上的标签。曲末“争甚么”的诘问，并非真的认同“愚”的定位，而是对整个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在一个贤愚不辨、黑白颠倒的时代，任何争辩都已失去意义，唯有抽身而退，在“南亩”与“东山”的自然秩序中，重新定义生命的价值。这种“不争”，恰是知识分子在高压社会中保存自我的智慧，是“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其内核依然是对理想人格的坚守与对现实的隐性抗争。这组小令以“闲快活”为线索，实则串联起元代知识分子从精神突围到人际重构，从价值反思到生存选择的完整心路历程。表面上是对闲适生活的咏叹，骨子里却是在异族统治的黑暗现实中，知识分子以文化主体性对抗社会压迫的精神史诗——当无法在现实世界“立功”，便转而在艺术世界“立言”，关汉卿用杂剧构建的“安乐窝”，恰是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精神传统的元代注脚。

4. 作品点评

这组元代散曲以质朴笔墨构建起文人理想中的精神乌托邦，在对闲适生活的铺陈中暗藏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讽。首曲以饮食起居的随性描写，将道家“顺应自然”的哲思转化为可感的生活图景，当个体行为全然交付于生理本能与天地节律时，“日月长，天地阔”的时空感知便成为心境超脱世俗桎梏的外化，这种看似“闲快活”的状态，实则是知识分子在仕途壅塞的元代，以自然秩序对抗现实压迫的精神突围。次曲聚焦乡野宴饮场景，“旧酒新醅”的醇厚与“老瓦盆”的粗朴形成物质反差，“山僧野叟”与文人的杂坐欢宴、“你鸡我鹅”的平伙聚餐，则彻底消解了封建等级秩序，在烟火气中重构了以平等真诚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这种超越世俗礼仪的交往模式，恰是对“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的隐性反抗。三曲以“锁心猿收意马”的比喻切入，借“红尘恶风波”影射元代官场的倾轧险恶，“槐阴午梦”的典故将世人追逐的利名解构为虚幻泡影，“跳出利名场，钻入安乐窝”的抉择，并非消极避世，而是知识分子在“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屈辱现实中，为守护精神尊严而选择的退守策略。末曲“南亩耕，东山卧”的意象组合，将陶渊明的田园理想与谢安的归隐典故熔铸为一体，当作者历经“浮云世态纷纷变”的凉薄人情，以“贤他愚我”的反讽叩问“争甚么”时，实则是对“为善受穷、造恶享福”的现实荒诞性的彻底否定——在贤愚颠倒的时代语境中，“不争”恰是对异化世界最清醒的拒绝。整组作品以“闲快活”为表象，内里却涌动着元代文人在社会挤压下的精神挣扎，其将田园之乐、友朋之欢、归隐之思与现实之痛熔于一炉，以看似散淡的笔触，在“适意行”的生活图景里，镌刻下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精神突围轨迹，堪称元代社会文人心态的诗意镜像。

# 这是一首咏性情的小令。它自遣自适，申明了作者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初读似表现作者的我行我素，仔细品味，也表现了作者除了衣食住行别无所求的颓唐，看似潇洒豁达却蕴含抱负难申、功业难就的淡淡哀愁。语言质朴，明白如话，不失天然”本色。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国内访问学者李修国《元曲大辞典》

# 这是首描写友人诗酒欢宴的小令。歌颂了纵酒欢歌的隐居生活。旧酒新酿，新酒刚出锅，几位隐士（山僧野叟）相对饮，吟诗作曲、互相唱和，不拘礼仪，不拘小节，完全是平等融洽的平民交往，“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既是说共拿下酒菜肴，也是说吟诗作曲互相唱和的内容，皆为农家乐事，正是孟浩然诗“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意境语双关。表达了作者豪爽的性格和对隐居生活的赞美。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国内访问学者李修国《元曲大辞典》

# 此曲写作者决心跳出红尘，追求闲适的生活，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激。用典入化，浅显自然，妙语天成。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邓元煊《元曲：彩图版》

# 这是一首标明出世心境的小令。此曲以意马心猿开篇，这原是道家用语，用以形容修道思想不专一，像猴跳马跑一样难以控制。作者用这一成语，说明已经做到了思想专一跳出红尘（红尘，原是佛家用语，指人世间），接着又用唐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槐阴午梦”的典故，进一步说明脱离人世间的争名夺利，生活得十分快活。这首小令，成语与典故占有主要地位，使曲的内涵更加丰富。此曲写得轻松自然，很富人生哲理，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国内访问学者李修国

# 此曲写对往事的回顾，道出了隐居的原因和对现实的无奈，深含“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一腔怨愤。诸葛亮曾躬耕南阳，谢安曾高卧东山，但后来皆出山为相。此用以自况，其心志自明。用反语表现对贤愚莫辨的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争什么”实为愤激之词。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邓元煊《元曲：彩图版》

# 这是首描写隐居生活的小令。是写亲耕垅亩、隐居田园的平静生活，闲时对于往事的回顾和反思。以东晋谢安东山高卧的典故表明作者性情的高洁和心胸的豁达，自然也就没必要辨是非，论贤愚、分高下。作者以无力改变现实的悲愤，说出了内心的隐痛，田园生活的平静，也难掩饰内心对往事回顾的不平静。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国内访问学者李修国《元曲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