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文学家
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名,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后辞官讲学。其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坚持“心外无物”的观点。李贽继承并修正了王守仁的“良知”说,提出“童心”说,主张保持“童心”。在文学方面,他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并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
1.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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