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清作者：赵翼浏览量：3
译文
要我当一个诗人甘受贫穷，我做不到。想成为名诗人，我不曾去努力。如果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话，那么我既想写出好诗又害怕贫穷。
逐句剖析
"诗解穷人我未空"：要我当一个诗人甘受贫穷，我做不到。
# 空：与“穷”同义。,诗解穷人：古代诗人往往是穷愁潦倒的。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这句诗的语意本此。解：同懈，懈怠、放弃。穷：困顿。
"想因诗尚不曾工"：想成为名诗人，我不曾去努力。
# 尚：高尚，（又有部分学者认为译作时尚）。
"熊鱼自笑贪心甚"：如果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话，
# 熊鱼：指熊掌和鱼两种美味。《孟子·告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里是以熊掌和鱼比喻诗才和命运，表明作者有孟子舍鱼而取熊掌一样的初心，即哪怕贫穷也要认真对待写诗。
"既要工诗又怕穷"：那么我既想写出好诗又害怕贫穷。
# 既要工诗又怕穷：哪怕贫穷也要认真对待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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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论诗五首（其五）》系清代诗人赵翼所作七言绝句。该作承袭了"诗穷而后工"的文学理念，认为创作者历经困顿后往往能写出更具深度的作品。这一源自古典文论的传统观点强调，文人通过贴近底层生活、经历现实挫磨所激发的批判意识，能够提升作品的思想价值。然在乾嘉时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下，面对严酷的文字狱环境，"工诗不穷"的理想诉求难以践行，诗人最终选择以颂圣之作规避文祸。其中部分讴歌清廷镇压少数民族及农民起义的诗文，就成了他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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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乾隆三大家”之一
赵翼（1727～1814），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云崧、耘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后辞官，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赵翼是清代中期三大文学诗人之一，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也称“江右三大家”，还与袁枚、张问陶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他工诗善文，尤长于史学，考据精赅，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三大史学家”。他论诗主张“独创”，力反摹拟。其诗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咏史、怀古诗出众，诗风趣谐俗，博洽典赡，议论精深警辟，风格雄丽豪健，造语浅近流畅。主要作品有《陔余丛考》《后园居诗》《论诗》等。著有《瓯北集》《瓯北诗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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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这组诗作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自宋以后，诗坛创新与复古之争绵延不绝。明代"前后七子"以摹拟相尚，蔚然成风，自然引发反对声浪。公安派对此抨击尤烈，主张文学应随时代演进，反对盲目崇古，更批判尊古派的摹拟剽窃之风，强调文章无定式，贵在发前人所未发，自成新意。入清后，诗坛复现尊唐、尊宋两派，各立门户，自诩正统。叶燮《原诗》率先展开系统批判。承公安派余绪，继叶燮之后，袁枚与挚友赵翼成为抨击复古主义的中坚力量。此诗系赵翼阐扬"性灵说"的论诗绝句组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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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语言浅近，直抒胸臆，借议论表达了对“诗穷而后工”见解的肯定和对“既要工诗又怕穷”的贪心之人的讽刺，体现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的卓越见解。
2. 分段赏析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两句是诗人对诗歌与命运关系的自省。首句“诗解穷人”暗含典故，诗人以 “我未空” 直接陈述现状，既承认诗歌传统中“穷而后工”的宿命论，又以“未空”暗指自身尚未完全屈从于现实困顿。“想因诗尚不曾工”“想因诗尚不曾工” 表面归因于诗歌造诣不足，实则暗含对功利性创作观的质疑。在传统观念中，“穷而后工” 似乎将诗人的困境与作品价值简单挂钩，但赵翼却认为自身未因诗受困是因 “诗未工”，打破了这种片面关联。他追求的 “工” 不仅是技艺层面的精进，更是诗歌脱离功利性的纯粹表达，这与当时一些文人迎合世俗、将诗歌作为谋取利益或规避灾祸工具的功利性创作观形成鲜明对比。“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两句以矛盾修辞收束全篇。典出《孟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诗人自比贪求两全的愚者，实则揭露文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况：“工诗”代表对艺术至境的追求，“怕穷”直指生存的困境。连用“贪心甚”“既要……又怕……”的口语化句式，打破传统论诗的典雅范式，以自我调侃的语气打破沉重感。动词“笑”与连词“既……又……”连用，既批判了汲汲营营的功利心态，又袒露出理想主义者无法摆脱现实困境的矛盾心理，折射出清代文人面对文化高压与生存压力时的无奈与辛酸。
3. 作品点评
这首作品承袭并发展了"诗穷而后工"的古典诗学理念，同时揭示了诗人群体中"既求工诗复惧穷"的矛盾心态。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倡言"发愤著书"、韩愈标举"不平则鸣"、至欧阳修总结"愈穷愈工"，这一诗学传统始终强调：创作者与底层民众的深刻共鸣、个人遭际的困厄磨砺，往往能淬炼出更具现实批判力度与人文关怀深度的作品。这种创作规律确有其现实依据。然而赵翼身处文网严密的乾嘉时期，其调和"工诗"与"避穷"的尝试终难实现。为求全身远祸，诗人不得不诉诸颂圣之笔，致使部分作品沦为清廷镇压边疆民族及农民起义的传声筒，这成为其创作生涯的显著局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传统创作规律在当代语境下已失去现实意义——当今作家既拥有讴歌光明与针砭时弊的创作自由，更具备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的现实条件。唯有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与艺术提炼，方能创作出真正把握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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