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贞元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号文。因昌黎(今辽宁义县)是韩氏郡望,其文中常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诗与孟郊齐名,并称“韩孟”。诗风奇崛雄伟,力求新警,有时流于险怪。又善为铺陈,好发议论,后世有“以文为诗”之评,对宋诗影响颇大。代表作品有散文《师说》《祭十二郎文》,诗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山石》等。著有《昌黎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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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划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n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第一段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第二段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第三段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对比手法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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