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
# 不忍人之心:怜悯心,同情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古代圣王有怜悯体恤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
"以不忍人之心":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
"行不忍人之政":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
# 运:运转,转动。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
# 乍:突然、忽然。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
# 恻隐:哀痛,同情。,怵惕:惊惧。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结交,
# 孺子:幼童。,内交:内交即结交,内同“纳”。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
# 乡党:同乡。,要誉:博取名誉。要同“邀”,求。
"非恶其声而然也":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
# 非恶其声而然:并非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
"由是观之":由此看来,
"无恻隐之心":没有同情心,
"非人也":简直不是人;
"无羞恶之心":没有羞耻心,
# 羞恶:对自身的不善感到羞耻,对他人的不善感到憎恶。
"非人也":简直不是人;
"无辞让之心":没有谦让心,
# 辞让:谦逊推让。
"非人也":简直不是人;
"无是非之心":没有是非心,
"非人也":简直不是人。
"恻隐之心":同情心,
"仁之端也":是仁的发端;
# 端:开端,起源,源头。
"羞恶之心":羞耻心,
"义之端也":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谦让心,
"礼之端也":是礼的发端;
"是非之心":是非心,
"智之端也":是智的发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人有这四种发端,
"犹其有四体也":就像有四肢一样。
# 四体:四肢。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
"自贼者也":是自暴自弃的人;
# 贼:伤害。
"谓其君不能者":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
"贼其君者也":是伤害君主的人。
"凡有四端于我者":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
# 我:同“己”。
"知皆扩而充之矣":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
"若火之始然":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
# 然:同“燃”。
"泉之始达":泉水刚刚开始流淌。
# 达:流通,指泉水涌出。
"苟能充之":如果能够扩充它们,
"足以保四海":便足以安定天下;
# 保四海:保有天下之民而为君王。保:定,安定。
"苟不充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
"不足以事父母":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亚圣”
孟子(前372~前289),战国时期思想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受业于子思(孔伋,孔子之孙)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任齐宣王客卿。孟子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被尊为“亚圣”。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主张施仁义以统一中国。政治上强调“民贵君轻”,哲学上主张性善论,教育上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经济上推行“井田制”,省刑薄赋,对后世影响极大。他晚年遂退居讲学,与弟子著书七篇,即为《孟子》。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一篇语录体散文,以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为题材。文章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性观为基石,深入推导“仁政”的合理性,通过人固有“四心”衍生“四端”的逻辑链条,论证仁政的天然正当性。该文既体现孟子对孔子“性相近”思想的传承与突破——孔子未明确界定人性善恶且侧重后天教化,孟子则提出“性善论”,虽带先验唯心色彩,但也重视“扩而充之”的后天培育;同时肯定了孟子理论的价值,“性善论”为儒家思想奠定哲学根基,“仁政”主张在古今皆具积极意义,相较“性恶论”更富道德引导力与政治建设性。
2. 分段赏析
孟子以“性善论”为核心,构建起从人性本源到仁政实践的严密思想体系。开篇孟子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将怜悯之心界定为人性的先天本质,为全文奠定“性善论”基调。通过“心—政”的逻辑链条,他指出先王因具备“不忍人之心”,故而推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并以“运之掌上”的生动比喻,强调德治的天然合理性与高效性,借此批判战国时期盛行的霸道政治,初步展现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雏形。在论证环节,孟子以“孺子入井”的具象化场景为切入点,通过描述人面对孩童将坠井时“怵惕恻隐”的本能反应,连用三个“非所以”排除结交父母、博取名誉、厌恶哭声等功利动机,以归谬法证明“恻隐之心”是脱离社会规范的纯粹人性流露,有力论证了“不忍人之心”的先天性,增强“性善论”的说服力,同时反驳了“人性本恶需外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层面,孟子进一步以四个“非人也”的否定式判断,划定人性的道德底线,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上升为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并以“四端”对应“仁义礼智”,将道德本能转化为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他以“端”喻指道德萌芽,既承认道德的先天性,又暗示其需通过后天培养“扩而充之”,从而将零散的道德感知升华为系统的“四德”体系,为儒家道德哲学奠定理论基础。为深化理论内涵,孟子以“四端犹四体”作比,将道德本能与生理器官类比,强调“四端”如四肢般与生俱来、不可分割,从存在必然性层面论证“性善论”的普世性,消解“人性本恶”的可能性。同时,他斥责“自谓不能”者为“自贼”,“谓其君不能”者为“贼君”,既批判道德懈怠,也警示统治者不可否定“仁政”可行性,针砭战国时期“君不信善、民不信能”的现实困境。在实践指向部分,孟子以“火始燃、泉始达”比喻“四端”的扩充过程,强调先天善端需通过后天持续修养方能发扬光大,形成“先天禀赋+后天努力”的完整修养逻辑。他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直接关联,以“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不足以事父母”的极端对比,凸显“扩充四端”的现实必要性,最终将“性善论”落脚于“仁政”实践,完成从人性论到治国术的理论闭环。孟子的理论虽以天赋性善为基础,带有先验唯心色彩,但仍重视后天培养的作用。相较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未明言人性善恶且侧重后天教养的观点,孟子不仅明确指出人性本源为“不忍人之心”,更以丰富例证与严密逻辑构建起“性善论”体系。尽管其推导过程在当时影响有限,但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前提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仁义礼智”发端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石。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审视,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的思想,不仅在战国乱世中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道德指引,即便在当代,也比宣扬人性本恶、放弃道德约束的理念更具伦理价值与政治建设性,对倡导社会向善、构建和谐秩序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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