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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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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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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南朝宋文学家，“元嘉三大家”之一

鲍照（？～466），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北）人。出身寒微，曾任秣陵令、中书舍人等职，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临海王刘子顼起兵失败，鲍照为乱兵所杀。鲍照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其诗体裁多样，题材丰富，长于乐府，尤擅七言之作，风格俊逸，对唐诗人李白、岑参等影响深远。其诗多不平之慨，表现了寒门之士积极进取的愿望和对士族专权现状的不满。亦擅赋及骈文。代表作品有乐府诗《拟行路难》十九首、赋《芜城赋》、骈文《登大雷岸与妹书》。著有《鲍参军集》。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两首诗均为五言古诗，其三为边塞题材诗，其四为咏怀题材诗。其三介绍了幽并少年的骑射生活与报国之志，描绘了少年身着武备、纵马射猎的英姿，展现了其精湛的骑术与高超的射技，营造出豪迈开阔的意境，表达了少年在边患紧急之时渴望建功立业、镇守边疆的强烈报国情怀。其四介绍了一种人生境遇与心境变化，描绘了凿井无果的失意、对时光态度的转变以及闲居所见的萧瑟景象，体现了从执着到随性、从感慨世事无常到看淡繁华变迁的心境，营造出苍凉萧瑟的氛围，表达了对人生世事纷杂不定、繁华难久的感慨与怅惘。

2. 写作手法

开门见山：诗歌开篇“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直接点题，以“幽并”（古代幽州、并州，今河北、山西一带，自古多豪侠）地域特质引出少年对骑射、驰逐的热衷，无需铺垫便确立了诗歌核心——塑造尚武少年的形象，以及对边塞生活与报国情怀的聚焦。开篇即明确主题，让读者迅速把握诗歌核心内容与情感基调。正面描写：“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直接写其活动范围之广——早晨在雁门关（北方要塞）游荡，傍晚已回到楼烦（古地名，今山西一带）住宿，凸显其身手矫健、行踪迅捷。通过直观的细节刻画，使人物形象与场景更具体。互文：“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运用互文手法。“朝游”与“暮还”、“雁门上”与“楼烦宿”并非孤立场景，而是相互补充——少年并非仅“朝游雁门”或“暮还楼烦”，而是以“朝暮”、“雁门”“楼烦”的描写，共同表现其常年在北方边塞一带活动，行踪遍布要塞，凸显其熟悉边塞、勇武奔波的状态。以简练的语言扩大意境，强化少年与边塞的紧密联系，暗示其对边疆事务的参与。借古讽今：“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暗指现实，借汉代边疆战事的“未和”“翻覆”，影射南北朝时期宋与北方异族政权（如北魏）的战乱频繁、边疆不稳的现实；末句“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希望留下白羽箭，等待被授予兵权镇守边疆）则借少年的报国壮志，讽刺当时朝廷可能存在的用人不当或对人才的忽视，表达寒士渴望建功立业却不得志的愤懑（鲍照出身寒微，常借诗歌抒发怀才不遇之情）。通过“汉代”的历史背景掩盖对现实的批判，既避免直接触及时政的风险，又强化了诗歌的现实意义与情感深度。化用：其三“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化用典故，前者化用“养由基射石”的典故，《吕氏春秋》载，楚国射手养由基曾射中石头，箭头深入，显示其弓力强劲。此处以“石梁有余劲”暗指少年箭术如养由基般精湛，连石梁都能留下箭的余劲。后者化用“纪昌学射”的典故：《列子》载，纪昌学射，能射中飞翔的雀鸟，且“矢贯左眼，而右眼得存”，后者“惊雀无全目”形容箭术精准，能射中飞鸟的眼睛。此处用“惊雀无全目”直接赞美少年箭术高超，飞鸟难避。通过化用典故，既简洁而含蓄地赞美了少年的勇武，又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底蕴与表现力。其四“放驾息朝歌，提爵止中山”：化用历史地名与典故。“朝歌”是商纣王的都城，象征繁华与覆灭；“中山”为古代诸侯国，亦曾有兴衰。此处化用两地的历史背景，以“息朝歌”“止中山”的动作，暗合“宫阙崩填”的感慨，借历史故地的兴衰，呼应“繁华何在”的追问，暗含对兴亡循环的认知。比喻：“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用“凿井深达百丈却未得泉水”比喻人生中执着追求却最终落空的状态。“凿井”象征人们对目标（如功名利禄、理想抱负）的不懈付出，“不及泉”则暗示努力与结果的背离，暗含对“精坚”执念的反思——正如凿井未必得泉，人生的“生事”本就“澜漫”（变幻无常），过度执着未必有意义。对比：“幼壮重寸阴，衰暮反轻年”——年轻时珍视每一寸光阴，到老来却看淡岁月。这种对比既写出人生态度随年龄的变化，也暗含对“轻重”倒置的怅惘，年轻时的执着与晚年的释然，呼应“凿井不得泉”的无奈。

3. 分段赏析

其三“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开篇即以洗练笔墨勾勒核心形象。“幽并”二州自古民风剽悍，多慷慨豪侠之士，诗人借地域特质为少年英雄“贴标签”，暗合曹植《白马篇》“幽并游侠儿”的经典意象，既显其来历不凡，又以“重骑射”“好驰逐”八字总括其尚武精神与奔放性格，为全诗奠定豪侠基调。短短十字，既溯源传统侠义文化，又立起少年鲜活的精神轮廓，起笔便见雄健之气。“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转入对少年装束的特写。“毡带”系着两只弓袋（“双鞬”），雕花箭袋（“雕服”）中插着象牙装饰的弓（“象弧”），以“双鞬”“象弧”的精良装备，侧面烘托其对武艺的专精；“佩”“插”二字动作感十足，似见少年束带整装的飒爽身姿。此处化用《三国志・董卓传》“双带双鞬，左右驰射”的典故，既暗合“骑射”主题，又以历史中勇武之士的形象为少年“背书”，让“豪侠”形象从抽象精神落地为具体可感的视觉画面。“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聚焦少年的骑术与行踪。前两句以“兽肥草短”点明春猎时节，衬出“飞鞚越平陆”的迅疾——“飞鞚”（快马）踏过平川，一个“越”字尽显马势之猛、骑技之高。后两句更以夸张笔法写其行踪：清晨游猎于雁门关（今山西右玉南），傍晚已宿于楼烦（今山西原平东北），两地相距遥远，却能朝暮往返，既呼应“好驰逐”的天性，更暗合“幽并”地处边陲的地理特征，为后文“边城”战事埋下伏笔。“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转而盛赞少年射技。前句化用宋景公射箭“余力饮羽于石梁”的典故（《阚子》载），言其箭力之强，竟能如景公之箭般穿透石堰仍有余劲；后句化用后羿射雀“中左目而无误”的传说（《帝王世纪》载），写其射术之精，连惊飞的雀鸟都难保全目。两句不直言“善射”，却以历史上最顶尖的射手为参照，让“百步穿杨”的抽象赞叹变为“余劲穿石”“雀无全目”的生动场景，将少年的武艺高强推向极致，也使其“豪侠”形象更具说服力。“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笔锋从个人武艺转向家国担当。前两句点出时代背景：汉胡未和，边城战火频仍，既解释了少年“重骑射”的现实意义（乱世需勇武），又为其豪情注入家国情怀。后两句直抒胸臆：“白羽”（箭羽，代指箭）象征其射艺与决心，“虎竹”（古代调兵的符节）则是建功立业的象征。少年愿以一身武艺投身边城战事，从“驰逐”的个人豪情升华为“安边”的报国之志，让“豪侠”形象突破“快意恩仇”的小我，抵达“为国效力”的大我境界，呼应曹植《白马篇》“捐躯赴国难”的侠义精神，使全诗主旨得以升华。其四“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以“凿井”为喻，开篇即奠定全诗的失意基调。“北陵隈”指雁门山的曲折处（《尔雅》有载），本就是凿井的艰难之地；而“百丈”之深，更显凿井者的执着与辛劳。然而“不及泉”三字，瞬间将这份辛劳化为泡影——纵有千般努力，终究徒劳无功。此句化用《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之意，却将“九仞”夸张为“百丈”，更强化了“付出与回报失衡”的痛感。对出身寒族的鲍照而言，这口“未及泉”的井，恰是其“废耕学文”却“不见显贵”的人生写照：寒门士子纵有才华，在门阀制度的壁垒下，终究如凿井于绝境，空耗心力而难达目标。一个“不及”，藏尽怀才不遇的愤懑。“生事本澜漫，何用独精坚。幼壮重寸阴，衰暮反轻年”，紧承“徒劳”之感，直抒对人生选择的怀疑与反思。前两句中，“澜漫”形容人生世事的纷繁多样，“精坚”则指专注刻苦的态度。诗人看似自问：“人生可做的事本就繁多，何必执着于一条路死磕？”实则并非否定“精坚”，而是对“精坚而无用”的世道发出诘问——在寒门难登仕途的现实里，“独精坚”反而成了自我消耗。后两句以“幼壮”与“衰暮”对比，更显心境的剧变：年少时曾“重寸阴”，视时间如珍宝，勤苦治学以求进取；到了暮年，却反而“轻年”，看淡时光的流逝。这种“重”与“轻”的反转，不是真的“轻年”，而是对“精坚无果”的绝望——当努力被证明无效，对时间的珍视便成了讽刺，唯有以“轻”掩饰深植骨髓的不甘。“放驾息朝歌，提爵止中山”，从心理转向行为，写诗人试图以“放纵”对抗现实的压抑。“朝歌”是商纣都城，相传墨子因厌恶“朝歌”（早晨唱歌，有荒淫之嫌）而“回车不入”；诗人却“放驾息朝歌”，反用典故，是对“循规蹈矩”的反叛——既然循正道而不得，不如打破世俗偏见，坦然驻足于曾被斥为“荒淫”之地。“中山”则关联“千日酒”的典故（《搜神记》载中山人狄希善造美酒），“提爵止中山”，写诗人手持酒器流连于酒乡，以酣饮消解愁绪。这两句看似消极避世，实则是寒门士子在绝境中的无奈选择：进取无门，便以“放浪”为盾，抵御现实的冰冷。“日夕登城隅，周回视洛川。街衢积冻草，城郭宿寒烟。繁华悉何在，宫阙久崩填”，以登城所见之景，将个人失意扩展至对世事无常的感慨。诗人“日夕登城”，眺望洛水一带，眼中却非繁华盛景，而是“街衢积冻草”（街巷长满冻僵的衰草）、“城郭宿寒烟”（城郭笼罩着不散的寒烟），一片萧瑟荒凉。由眼前景联想到“繁华悉何在”，再到“宫阙久崩填”，昔日的宫殿早已崩塌掩埋——曾经的显赫与辉煌，终究逃不过时间的侵蚀，化为尘埃。这六句既是写景，更是写“理”：个人的失意并非孤例，世间万物皆难逃“盛极而衰”的规律。繁华如过眼云烟，门阀的权势、世俗的成功，又能持久几何？诗人借“洛川兴衰”暗讽门阀制度的虚妄，也为自己的“轻年”“放驾”寻找合理性——既然繁华难久，何必为虚名苦求？“空谤齐景非，徒称夷叔贤”，以历史典故作结，彻底否定世俗的价值评判。齐景公富甲一方（“有马千驷”），却因德行不足，死后“民无德而称”；伯夷、叔齐坚守气节，饿死于首阳山，却“民到于今称之”（《论语》载）。世人向来褒夷叔而贬齐景，诗人却道“空谤”“徒称”——无论“非”与“贤”，最终都归于尘土，所谓的“毁誉”不过是世人的空谈。这并非否定贤德，而是对“评价体系不公”的反讽：在门阀当道的社会，“贤”者（如寒门士子）未必得称，“非”者（如权贵）未必遭谤，所谓“贤愚之分”本就被权力扭曲。既然如此，又何必执着于他人的评判？一句“空”“徒”，将世俗的价值标准彻底消解，在消极中藏着对世道最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