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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浪漫主义诗人，“诗仙”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至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市）。李白与杜甫齐名，并称“李杜”，被后人誉为“诗仙”。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色彩，是屈原以来最具有个性特色和浪漫精神的诗人，达到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代表作品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早发白帝城》《将进酒》《望庐山瀑布》等。有《李太白集》传世。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是一首杂言诗，也是一首讽喻诗。通过运用典故与对比，讽刺当时君主昏聩、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表达诗人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然风骨，以及对封建上层统治集团的辛辣批判与强烈不满之情。

2. 写作手法

反复：“笑矣乎，笑矣乎！”在诗中四次重复出现，如同一声声饱含嘲讽的冷笑，强化了诗人对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道的批判情绪，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感与节奏感，使讽刺意味更加强烈。借古讽今：“张仪所以只掉三寸舌，苏秦所以不垦二顷田”，借战国纵横家张仪、苏秦靠巧言善辩、权谋之术获取高位的史实，与当时正直之士报国无门的现实相对照，暗指当朝统治者昏聩，致使奸佞当道，贤才受抑。用典：本诗用典突出，贴切运用大量典故，如“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化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原典中，渔父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坚守高洁，渔父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而离去。李白在此以渔父“避世隐身”的逍遥，反衬屈原坚守正道却困顿潦倒的遭遇，看似调侃屈原不懂为自身谋出路，实则是对现实社会容不下正直之士的冷嘲热讽，抒发自己的愤懑不平。虚实结合：“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眼前酒”“眼前乐”是实写当下及时行乐的畅快，“身后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两者相互对照，鲜明地表现出诗人对虚幻名声的不屑，以及追求现世快乐的豁达与愤激。反衬：以美衬丑，“猛虎不看几上肉，洪炉不铸囊中锥”，以猛虎对眼前唾手可得之肉的不屑、洪炉拒绝铸造小小锥子，反衬那些汲汲于追求“身后名”者的狭隘与短视，凸显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不慕名利的孤傲品格。

3. 分段赏析

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以直白的对比讽刺是非错位、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继而列举战国张仪、苏秦的事例，进一步印证“直者殒命道旁、曲者封侯拜相”的荒诞现象。张仪与苏秦作为战国著名纵横家，凭借诡谲辩才与权诈之术获得君主信任——张仪两度官至秦相，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苏秦则佩六国相印成为纵约长，凭“合纵”之术显赫一时，二人皆以“曲如钩”的钻营手段跻身权贵阶层。诗人设想，若二人抱诚守直、归耕田园，恐怕早已冻饿死于道边。李白借古讽今，实则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无能，致使张仪、苏秦般朝秦暮楚的投机者平步青云，而自己这般守正不阿的士人却沦落下僚。因看透世情险恶，李白认为无需为腐朽的统治者效力，思想由入世转向出世，这一转变在第二段中有鲜明体现。“君不见”四句化用《楚辞·渔父》典故，先描绘“避世隐身”“鼓枻而歌”的渔父形象，再追述抱直守忠的屈原遭放逐的悲剧。屈原被楚王流放后行吟泽畔，遇渔父劝其“与世推移”，而屈原坚守“正道直行”的信念，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亦不愿“以皓皓之白蒙世尘埃”。渔父闻言“莞尔而笑”，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濯缨，浊兮可濯足”，遂摇舟远去。李白以调侃笔调表面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实则借“曲如钩”的现实，暗讽在奸佞当道的时代，正直如屈原者断无容身之地，不如效仿沧浪老人遁世隐身。第三段，诗人以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求“身后名”的不同方式层层深入议论：屈平自沉汨罗以博“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为智伯刺杀赵襄子未遂而自刎，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示例；巢父与许由是上古著名隐者，传说尧欲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嫌其言污耳，至颍水洗耳，巢父恰牵犊饮水于下游，嗔怪其污了牛口，遂牵犊至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末孤竹君之子，因反对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被孔子誉为“古之仁人”。但诗人认为这些古人皆为“身后名”所役使，不如“我爱眼前酒”来得实在——“饮酒眼前乐”是触手可及的欢愉，“身后虚名”则如镜花水月般虚无。“男儿穷通”自有天命际遇，不必强求，即便挣得“身后名”，死后又焉能知晓世人的礼拜？这“虚”“实”之辨正是李白的愤懑之语，恰似《将进酒》中“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呐喊，他以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取千古声名。诗人更以猛虎不屑案头腐肉、洪炉不熔囊中小锥作比，反衬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孤高傲骨，辛辣嘲讽那些贪图虚名者不过是心胸狭隘的庸碌之辈。末段以宁武子（宁戚）与朱买臣的典故宕开一笔：宁戚为春秋齐人，身负奇才却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巡时，见其喂牛之际击牛角高歌，奇其才而委以国政；朱买臣为西汉贫士，以卖柴为生却苦读《楚辞》，后因同乡举荐被汉武帝征用，官至会稽太守。诗人借二人经历表明“穷通有时”的宿命观，主张顺应自然，同时尖锐嘲讽被“曲如钩”的权术迷惑心智的当权者——即便遇见宁戚、朱买臣这般贤才，也未必能识才任用，致使贤士不得不以佯狂避世的方式保全本心。

# 虽然白卒就语，亦自有不衫不履之意在，床头捉刀人故自有真，假托者终不似也。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 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诗，辞意格调如出一手，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初则若薄于功名富贵者，末则眷恋流涎，而躁急忮害之不已，是则为可怪也。以之疑谪仙，谪仙岂若是之浅陋乎？……今《笑歌》、《悲歌》二行，较于《草书歌》、《东山吟》、《僧伽吟》、《白云歌》、《金陵歌》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贯休辈亦不若是之甚也。

明朱谏《李诗辩疑》卷下

# “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容，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集中如《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种入选。嗷訾者指太白为粗浅人作俑矣。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说诗晬语》卷一：“太白七古，想落天外。……集中《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开出浅率一派。王元美称为百首以后易厌，此种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子所拟。”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

# 此首与《悲歌行》皆非太白诗也。郭茂倩《乐府（诗集）》以《悲歌行》录入杂曲歌辞，以《笑歌行》录入新乐府辞，不知有何区别？殆亦强作解事，不辩其为赝作耳。

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

# 自苏轼以来，胡震亨、朱谏、沈德潜等诸家，众口一辞，均以《笑歌行》、《悲歌行》二诗为伪作。其所据者，略谓二诗“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朱语），而无谪仙“深远宕逸之神”（沈语）云云。此不察李白作二诗时境况故也。夫李白于病笃之时，以精神失常之人，焉能好整以暇，为飘逸之辞乎？《笑歌行》多反语，《悲歌行》多绝望语，皆至忿至悲至痛之辞也。诗为心声，若无至忿至悲至痛之身世，其何能至此！至于“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则正与此时之精神状态相符。

近代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

# 《笑歌行》、《悲歌行》（见下篇）二诗，各家均以为伪。其所据者，惟“凡近”、“粗劣”、“言无伦次，情多反复”而已。是诚不足以断此伪作。李白诗，固有语不甚择、临时率然之句。李白为此二诗时，或当病笃之际，以精神迷乱之人，势不能好整以暇而为雄快宕逸之诗。观此二诗，或多愤激之语，或多绝望之辞，皆至忿、至悲、至痛心情之反映，当是临终前所作。

不详安本又

# 此诗与《悲歌行》自苏轼定为伪作以来，后人多从之。……苏轼在这里仅凭风格来断定作品真伪是靠不住的。因为一个大诗人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和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均肯定此二诗为李白作。而李白晚年，因被诬为永王“附逆”，政治上又毫无出路，甚至于连衣食都发生了困难。杜甫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他写出这两首颇为狂怪的讽刺诗，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代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