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孔子说:“
"导之以政":用政令来引导百姓,
# 政:政令。,导:引导。《论语》作“道”,通“导”。
"齐之以刑":用刑法来整治百姓,
# 齐:整齐。此为约束之意。
"民免而无耻":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
# 免:免于死罪。
"导之以德":用道德教导百姓,
"齐之以礼":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
"有耻且格":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
# 格:革。此言百姓革除坏毛病而走上正路。按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语曰:“格、革,音义并同,当训为革。”
"老氏称":老子说:“
# 老氏:指老子李耳。
"上德不德":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
# 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是以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
# 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是以:因此。
"下德不失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
# 不失德:竟谓执守形式上的德。,下德:道德低下的人。
"是以无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
# 无德:没有实际的德。
"“":“法令愈加严酷
# 滋章:越发严酷。章,通“彰”,此为森严酷烈的意思。
",":,
"盗贼多有":盗贼就愈多。”
"太史公曰":太史公说:
"信哉是言也":这些说得都对!
# 是言:这些话。,信哉:可信啊。
"法令者治之具":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
# 具:工具。
"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
# 浊:政治污浊。,清:政治清明。,制治:管理政治。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
# 萌起:不断产生。,奸伪:奸邪欺诈。,网:法网。奸邪欺诈。,昔:从前。此指秦朝
"其极也":最为严重的时候,
# 极:极点,指情况最严重之时。
"上下相遁":上下互相推诿责任,
# 遁:欺瞒。
"至于不振当是之时":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
# 振:振作。
"吏治若救火扬沸":官吏用法治如同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 救火扬沸:意谓无济于事。按“救火”是负薪救火。“扬沸”。是扬汤(热水)止沸(热水)。
"非武健严酷":若不采取强硬严酷手段,
# 严酷:指严厉的法令。,武健:强健有力。
"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官吏如何能胜任职责并心安理得!
# 恶:何。
"言道德者":空谈道德者,
"溺其职矣":荒废职责。
# 溺其职:丧失其职。
"故曰":因此孔子说:“
"听讼":审理诉讼,
# 听讼:判案。
"吾犹人也":我与他人无异,
# 犹人:与别人相等。,吾:孔丘自称。
"必也使无讼乎":所求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
"下士闻道大笑之":“愚昧之人听闻大道会嘲笑”。
# 下士:愚蠢浅陋的人。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
"非虚言也":此言非虚。
"汉兴":汉朝建立后,
"破觚而为圜":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
# 圜:通“圆”。按这句喻汉代的法制较秦代有重大变化。,觚:古代有梭角的酒器。
"斫雕而为朴":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
# 斫雕而为朴:此句说汉代法律重视本质,不重形式。斫:砍削。雕:指雕刻的花纹。朴:本。此指本来的状态。
"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宽疏得能漏掉吞舟大鱼,
# 网漏于吞舟之鱼:此句言汉法宽疏。吞舟之鱼:指大鱼。
"而吏治烝烝":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
# 烝烝:兴盛美好的样子,此处指政绩辉煌。
"不至于奸":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
"黎民艾安":百姓平安无事。
# 艾安:太平无事。艾,通“乂”。
"由是观之":由此看来,
"在彼不在此":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 此:指酷刑。,彼:指宽厚。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前14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出身史官世家,司马谈之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后继父职任太史令,曾参与历法改革。因李陵之祸,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此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影响。后世尊称司马迁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是一篇哲理文,也是一篇政论题材文。介绍了儒道两家对治国方式的不同见解,描绘了以政令刑罚治国和以德礼教化治国的不同结果,体现了法令只是治国工具、道德教化才是治国根本的理念,营造了思辨深刻的氛围,表达了对宽松德治、摒弃严苛法治的推崇。
2. 写作手法
首尾呼应:开篇引孔子“导之以政...有耻且格”、老氏“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提出太史公观点“法令者治之具,非制治之源”,强调德礼为要。结尾以汉兴“网漏吞舟之鱼,吏治烝烝,黎民艾安”为例,言“在彼不在此”,“彼”“此”分别呼应德礼与严刑,重申治理根本在德礼,形成首尾呼应,强化主旨。对比:孔子将“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对比,前者的结果“民免而无耻”(百姓仅因畏惧惩罚而不犯罪,却无道德羞耻感);后者的结果是“有耻且格”(百姓有羞耻心,能自觉归服于规范)。老子则以“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令越严苛,盗贼反而越多)的判断,从反面否定刑政的根本性作用。这组对比揭示,刑政只能约束行为,德礼能塑造人心,治理效能有本质差异。
3. 分段赏析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句是孔子对“法治”局限性的批判。“政”(政令)与“刑”(刑罚)是外在约束,能强制百姓不犯法(“免”),但无法触及内心,百姓因恐惧惩罚而被动服从,却不会因作恶而愧疚(“无耻”)。孔子此处暗含“治标不治本”的判断,为后文“德治”作铺垫。“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上句形成对比,突出“德治”的根本作用。“德”是内在的道德感召,“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二者结合能唤醒百姓的羞耻心(“有耻”)从“不敢作恶”变为“不愿作恶”;“格”(归服)更强调主动认同,而非被动服从。这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让百姓从内心认同秩序,而非依赖强制。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对“德”的理解更强调“自然无为”。“上德”是顺应自然的德,不刻意标榜“德”,却能自然滋养万物;“下德”是刻意追求“德”的形式(如强制推行道德规范),反而背离了德的本质。此句呼应孔子对“外在约束”的批判,进一步说明:真正的治理不应依赖刻意的规则,而应回归本真。“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对“法治”的直接否定。“滋章”(繁多明晰)本是为了遏制犯罪,却因规则过细、约束过严,反而激化矛盾,百姓可能因无意触犯细则而被迫为“盗”,或因对严苛法令的反感而主动反抗。这与孔子“刑治无耻”的观点形成互补,共同指向“法令过度有害”的结论。“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此句是司马迁对孔、老言论的明确认同,以“信哉”强化权威性。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基于历史事实(后文秦亡汉兴的对比)印证孔、老思想,体现“以史证理”的严谨性。“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对“法令”的定位极具辩证性。他不否认法令的作用(“治之具”),却强调其“工具属性”,治理的本质(“源”)不在外在规则,而在内在的道德与民心。这一观点打破了“唯法治论”的绝对化,为后文秦亡的教训埋下伏笔。“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以秦朝为例(“昔”暗指秦),实证“法令过严反致混乱”。“网密”本是为了禁绝奸邪,却因规则过细、惩罚过严,导致百姓不敢说实话、官吏不敢担责任(“上下相遁”),最终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不振”)。这是对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验证,极具说服力。“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在那个时候,官吏治理百姓就像“救火”(火越救越旺)、“扬沸”(沸水越扬越烫),如果不用强硬严酷的手段,怎么能胜任职责而内心安适呢!用“救火扬沸”的比喻,生动描绘秦朝吏治的恶性循环:法令越严,百姓反抗越烈;官吏只能用更残酷的手段压制,却陷入“越治越乱”的困境。“恶能胜其任”(怎能胜任)暗含无奈,严刑峻法并非官吏本意,而是法网过密下的被迫选择,进一步批判“法治过度”的荒谬。“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此句并非否定道德,而是强调“时代局限”:当整个社会被严刑峻法裹挟(如秦朝),道德已失去实践土壤——此时再空谈“德治”,只会显得脱离现实(“溺其职”)。司马迁此处暗含“治理需适配时代”的灵活观,也为后文汉初“德治可行”做反衬。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引用孔子的话,强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消除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听讼”(审案)是法治的功能,而“无讼”(没有诉讼)才是德治的效果,百姓因有道德自觉而不犯法,自然无需诉讼。此句呼应孔子“有耻且格”的观点,强化“德治是根本”的核心。“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引用老子的话,解释“德治”为何常被质疑。“下士”(浅见者)执着于“严刑峻法能立竿见影”,而轻视“德治需潜移默化”,因此嘲笑“道”(德治思想)。司马迁以此回应“德治不切实际”的质疑,暗示:短期看,法治似有效;长期看,德治才是根本。“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以汉初为例,实证“德治”的有效性。“破觚为圜”“斫雕为朴”是对秦朝“法网严密”的反拨,汉初废除严刑峻法,推行“无为而治”(呼应老子“上德不德”),虽对“大罪”之外的小错宽容(“网漏吞舟之鱼”),却实现了吏治清明(“烝烝”)、百姓安定(“艾安”)。这与秦朝“网密而乱”形成强烈对比,论证“德治优于法治”。“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全文总结句,“彼”指“德治与简政”,“此”指“严刑与密法”。司马迁以秦亡(法治失败)与汉兴(德治成功)的历史对比,最终确立核心观点:治理的本质是民心与道德,而非外在的法令。此句简洁有力,总结全文,凸显“以史为鉴”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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